摘 要：现代化、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三者本非处于同一历史时空中的社会境况，但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下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在未完成现代化的历史境况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应以此为立足点去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发展进阶问题。尽管党中央在新时代提出要在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也随之缩短，而是仍将延续到本世纪中叶。然而，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发生阶段性质变，其在内涵上将从“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向“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不等于“建成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标志，届时我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历史跨度；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两步走”战略安排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因为在党中央提出新的“两步走”战略之前，人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如今，“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将提前至二〇三五年实现，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历史跨度也随之缩短呢？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们又当如何在理论上重新界定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呢？这些都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和本质特征、历史分期、阶段性特征以及在新时代的实践要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问题，大多只是强调它的“长期性”，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内涵演变和发展进阶问题则讨论不多。然而，我们党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理论上回答好这些问题日益迫切，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准确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将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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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历史的因缘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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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三者本是具有内在张力的、不在同一时空中的历史境况，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整体，因此应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所构成的三维坐标系中探讨三者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参照，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问题。
1.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现代化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就历史缘起而言，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同步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列宁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之后，才打破了两者的历史耦合关系。也因为现代化与资本主义长期处于某种叠合状态，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常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偶尔还将现代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者注）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与西方国家早发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和资本的扩张本性有着内在关联，因为资本的扩张本性会打破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地方性和封闭性，造就一个统一开放的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所有前现代的国家和民族都将被世界市场这一黑洞般的存在体系所吞噬，卷入世界历史的浪潮，资产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过程，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都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现代化浪潮的型塑。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化，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又超出资本主义所能驾驭的范围，马克思形象地将两者的关系形容为“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化最终将冲破资本主义的狭隘形式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继承现代化的历史内容而抛却现代化借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外壳。
如果说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在很长时期内是“共时性”关系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历时性”关系。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用于指称资本主义之后的那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其虽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却是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在批判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基础之上的发达的社会形态。换言之，社会主义是以继承并超越现代文明为指向的一种后现代的文明制度。就此而言，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也不无道理，因为马克思就是把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与重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瓦解及其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
概言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不论从“时间先在性”还是从“逻辑先在性”而论，社会主义社会都属于一种后现代的文明形态：就“时间先在性”而言，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而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则是现代化社会的同义语，因此，现代化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历史阶段；就“逻辑先在性”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批判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为前提。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提出过像俄国等基本还处于前现代发展水平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也始终认为这必须以充分占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作为前提。
2.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中俄等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的国家取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理论版”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版”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强烈反差。本不应成为社会主义主要议题的现代化也因此成为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历史任务了，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土壤中建立起来的，缺乏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核心的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条件——而这些恰恰又是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
社会主义离不开现代化的文明基础，东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他曾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社会主义应该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等这些条件完全成熟，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就会犯“经济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错误。深谙革命辩证法的列宁曾说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中俄等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然后再来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在这一历史逻辑下形成的。
“先有现代化后有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如今颠倒为“先有社会主义后有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不统一，造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逻辑的混乱和错位，使得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经历了不少挫折和坎坷。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没能准确定位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因而也就没能站在一个正确的历史方位去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三者的关系：既没搞清楚“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内涵、关系以及各自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地位，也没搞清楚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更没搞清楚未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与建基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受到“姓资姓社”问题的干扰与纠缠。比如，苏联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现代化模式，就与理论上教条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原则设想，实践上力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划清界限有关。
不可否认，“现代性说到底是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资本运动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所取得的成绩还是由此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各种社会病症，似乎都与资本逻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特殊性蕴含普遍性的辩证法视角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无疑又蕴含着现代化的一些共性特点和规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等，部分反映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有些甚至就是现代化的结果和表现。然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往往把其中的一些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造成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分离甚至对立。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以“姓资姓社”的二元对立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现代化，无异于拒绝现代化，如不能实现现代化，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只能是一座空架子。而要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顺应资本逻辑的要求。但资本逻辑本身具有两重性，其在成就现代化的同时，又会滋生一些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悖的负面效应，这是东方式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的困惑与两难。而要化解这一两难困境，就必须在由本国国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预示的未来社会所组成的三维坐标系中准确定位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并以此为基点去正确认识、评价和处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三者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3.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初级阶段与现代化的历史耦合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逻辑首先必须解决“先有现代化后有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先有社会主义后有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不相统一的问题，使两者能够在一个新的历史基点上重新实现统一。进而，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要求，又尊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事实，在社会主义的“应然性原则”和“实然性基础”的矛盾关系中找到平衡点。然而，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并未处理好如上问题，他们或者是从经典作家理论版的社会主义的某些应然性原则出发，去规制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力图剔除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追求社会主义的“纯度”，致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中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或者简单以经济文化落后为由，认为必须先补足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课再实行社会主义，结果走向了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归路。在这两种错误倾向中，又以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最为典型——邓小平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历史缘由也在于此。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左和右的纷争与困扰，缘于对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没有正确认识。如何在理论上恰如其分地界定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从而既能使现代化建设朝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前进，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能为整合利用一些虽然是非社会主义性质但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提供科学说明和意识形态辩护，这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一方面，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母体，不具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核心的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不仅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发展水平，甚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如上论述，不仅指出了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名”与“实”的统一，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根本指导。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质性规定要求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朝着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前进，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初级阶段”的量性规定又要求我们的现代化实践必须顺应生产商品化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因为就世界历史方位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仍处于马克思所提出的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物的依赖性”的发展阶段。既如此，就必须整合利用一些虽然是非社会主义性质但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哪怕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与资本主义相似的社会现象，也应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予以客观理性的认识和评价，这就为我们大胆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在内的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体制机制、技术方法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再因为“姓资姓社”的问题而畏葸不前。
综上所言，不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还是实践逻辑而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现代化都具有某种历史耦合关系：既然社会主义离不开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而初级阶段的历史依据和基本特征恰恰在于因尚未完成现代化而处于不发达的状况，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自然就是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摆脱不发达状况，打牢社会主义大厦的地基。照此逻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我们党当时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界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即“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且推测这一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其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点和终点的标志，是质的规定；“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则是基于当时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做出的预测，是量的规定。我们应该在如上质与量的双重维度去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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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和内涵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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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依照我们党以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跨度的界定——即“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那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将提前至2035年结束呢？答案是否定的。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一文中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并强调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经过党的二十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部分不仅保留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贯表述，而且保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的判断，并坚持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落脚点。综上所言，虽然改革开放40余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展速度也远超改革开放初的预期，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并未因此缩短。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缘何不变新时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表进行了重新规划，却未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作出相应调整，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1）只有完全实现现代化，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应有的历史高度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社会主义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充分发展基础之上、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崭新社会形态。评判一国的社会主义是否完善和成熟，不应仅仅立足于本国历史进行纵向比较，也要基于世界历史进行横向比较。时至今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占居世界历史发展的高位，这势必会成为度量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现实参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理应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不应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否则就不能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无疑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2035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的部署，我国那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以定性为主，蕴含定量的表述方式。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到2035年人均GDP较2020年要翻一番，即2万美元左右。而2019年世界30多个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4.1万美元。如果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能够较202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人均GDP也只达到发达经济体当下平均水平的50%～60%。因此，即使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能顺利完成，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恐怕只有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其优越性也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党中央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步走”推进的战略安排，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分为前后相继、由低到高两个层次。但不论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目标，主题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者只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充实和提高。我们党始终是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概言之，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不是另起炉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是“承接、深化和拓展”的关系，与原来的“三步走”战略在逻辑上也是契合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不应把“中点”当“终点”，将2035年的“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的标志。
（2）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在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前者旨在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后者旨在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并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两重历史任务本是依次推进的历时性过程，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下，变成了并行推进的共时性任务，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突破的难点。因为这两重历史任务本身存在某种矛盾和张力，在某些具体实践情境中甚至是一种“鱼和熊掌”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常常会破坏或抵制现代化的目的理性，追求现代化的目的理性往往容易偏离或抛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化解两者间的这种悖论性关系，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仍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探索和实践。
现代化内涵具有很强的历史生成性特征。比如，就经济现代化这一维度而言，从“电气化”到“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当下正在兴起的“智能化”，现代化的科技含量和标准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军事、安全领域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一局面恐怕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扭转。
此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外延也在实践中不断拓展，除了“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还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教文卫的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等。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而是涉及社会各方面各领域全方位的现代化，这恐非是一个在2035年就能完成的任务。
（3）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根据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以及我国社会在新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我们不妨以建党100年为标志，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落后，因此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发展经济，让民众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保障。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很好解决，就不是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依归和题中之意。因此，我们在新发展阶段——也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的主要任务应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共同富裕。而这恐怕也需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的是一个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于一体的现代化目标，其任务的艰巨性、目标的崇高性、发展的全面性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远不及的，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任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长无法轻易缩短。
2.基本实现现代化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涵的演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而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以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标志，对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出区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范畴就其一般意义而言，在内涵上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始阶段，外延上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的发展逻辑曾做过如下理论设想：资本主义社会→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后列宁用“社会主义”指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则特指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因此，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一开始就属于发达的社会体系。
我们党则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范畴，其“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不发达”也就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特殊含义根本上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所赖以诞生的特殊历史条件赋予的，即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经过资本主义文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成果严重不足，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水平非常低的条件下产生。这也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的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科技等各方面各领域将实现又一个质的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届时我国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也已基本实现，因此我们将不再是“特殊含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进入“一般含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至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如果说前八十五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补历史形成的短板，使社会主义具备应有的文明基础和发展水平；后十五年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充实和提高，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更高的历史阶段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也为顺利过渡到更高的历史阶段进行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期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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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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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分地评估和定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准确界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对之进行深入思考。
1.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之结束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有“边”的，不论是从质的规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从量的规定（“需要上百年时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随之结束。
但是，有学者认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似乎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变；相反，如果变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意味着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特殊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内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都有其恒久的价值和意义；而其中因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情而赋予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和时代特色，理应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当代形态”，也必然会发展出它的“未来形态”，不宜将其形成于初级阶段的当代形态凝固化、永恒化，否则将无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国情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因此，我们必须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态度对待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要求，拒绝变革、害怕变革的心态是要不得的。
如果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仍将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则会与我们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和强调的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论断产生矛盾和冲突；二则在理论上会滞后于我国那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实践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历史依据正在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水平不高，这也决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后，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依据将不复存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也将完成。届时如果我们再固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变，既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符，也会造成党的理论的逻辑混乱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
2.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等于建成社会主义如果就一般的历史发展逻辑而论，社会主义是继现代化之后的产物，两者不仅在时间上是历时性的关系，而且各自承担的历史任务也不同。现代化旨在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推进市场化、社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等；而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要解决人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危机，并直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促使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联姻，产生“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跨时空的组合，但其在逻辑上仍然包含“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个方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这两个方面虽是有机整体，但仍有主次之分，“在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实现现代化”。
换言之，实现现代化是在未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历史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完成的历史任务。在基本还处于前现代发展水平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一步打牢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而已，但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本身。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完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才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形式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内容的统一，“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各方面才都有了一个较为充实的基础，但恐怕还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至少不应理解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时。
更有甚者，如果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解为“建成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无异于宣告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已经完成，逻辑上意味着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就要宣布进入共产主义，这显然严重脱离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势必重犯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高度清醒，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历史方位去认识和评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如若拔高这一历史发展水平，就很容易犯急躁冒进的颠覆性错误。当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疑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阶段性质变，这一阶段性质变将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我们也不可低估或者否认这一阶段性质变的伟大历史意义，否则很容易陷入庸俗进化论的陷阱。
3.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们该如何界定那时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呢？从逻辑连贯性的角度，理论上有两种可选方案：一是以“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两分法为依据，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二是以“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三分法为依据，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综观可预见期内国内外发展状态和趋势，直接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界定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恐有不妥，理由有二：其一，正由于缺乏现代化这一历史前提，我们不得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补足现代化这一课。就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而言，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与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处于同一历史水平线上。把这一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直接界定为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如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一样，与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逻辑不相协调。
其二，资本主义在可预见期内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尤为巨大，这反过来又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因此，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可预见期内总体上仍将处于低潮。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能且只能是国际性的事业。如果我们在全球整体上仍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直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对内则容易脱离我国实际发展水平，对外则与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节奏不相协调，在国际交往中也势必会面对更多的“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龃龉。
综观理论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笔者认为，从“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三分法出发，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界定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是比较稳妥的方案：一方面，这种三分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迹可循。比如，列宁就曾经提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他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这一论述无疑在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定位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一则，与此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衔接，与我们党既有的相关论断也不矛盾；二则，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届时将之定位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符合彼时我国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既不滞后也不超前，能够取得“名”与“实”的统一；三则，这将有利于标识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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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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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的论断做出更全面的阐释。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对继续坚持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做出新的说明和论证，如此方能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坚持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社会是第一个凭借着理论的自觉建构起来的崭新社会形态，理论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发展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我们必须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域中，对接踵而至的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问题展开探讨。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未来形态”进行必要的探索和准备。
当然，就如毛泽东所言：“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有关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具体特征、历史跨度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具体表现为什么样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制度形态，应该改什么、怎样改等问题只能等待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业已变化了的国内外的发展状况作出具体回答，过早进行预测和描绘既不可取也不可能更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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